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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宋曾将海关设在越南马六甲韩国童装

2019-07-09 20:11:32来源:励志吧0次阅读

南宋曾将“海关”设在越南、马六甲:韩国童装daowafushi

摘要:   时间:2014年11月9日 地点:海淀图书城言几又书店 嘉宾:刘刚 自由写作者 李冬君 历史学博士  二人合著《中国近代的财与兵》今年10月出版 主持:纪彭(《国家人文历史》主编)  中国传统所谓“政权”,到头韩国童装daowafushi最新动态及资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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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14年11月9日 地点:海淀图书城言几又书店 嘉宾:刘刚 自由写作者 李冬君 历史学博士

二人合著《中国近代的财与兵》今年10月出版 主持:纪彭(《国家人文历史》主编)

中国传统所谓“政权”,到头来只是财权与兵权 王安石、苏东坡都怎么看《清明上河图》

壹 定位

“食官”一语戳破了中国商人的本质

刘刚:写《中国近代的财与兵》这本书,是想用一种文化视野、思想史的眼光看中国近代的财与兵问题。

官商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中国官商,如果做一个追根溯源,《周礼》有一句话:“工商食官”。它基本给中国的商人定位了——你就是要“食官”的,如果工商不食官,很难有出路。后来中国商人的发展,基本是沿着这样一个基本格局、基本定位的路子走的,吃的不是市场,是官场。

历朝历代都有一些著名的例子,比如吕不韦,他“食官”食到什么程度?把王权这个位置、把秦始皇也变成他的一个饭碗、一桩生意来做。最后秦始皇通过加强中央集权、加强法治或者说“反腐败”,才把吕不韦给干掉了。

纪彭:前段时间苏格兰公投也让我们回顾了这样一段历史:苏格兰当年为什么会加入英格兰呢?就是因为他们的主权——苏格兰王国,集了苏格兰老百姓的一些散碎银子,想搞类似东印度公司那样一个企业,结果苏格兰人不善经营,赔了个稀里糊涂,财政出现了很大的窟窿,不得已才跟英格兰进行了这种合作、勾兑,为了这件事情,丧失了苏格兰作为独立王国的存在,变成今天大不列颠的一部分。所以说,官商作为历史性的存在,它就在那儿。只是在中国又有它的特点。

刘刚:这就要提到书里有一篇《货币经济是险滩》。为什么说货币经济是险滩,尤其在中国?

有一个现象,中国很多朝代濒临灭亡,都不是在它最困难的时期,还都是在很富裕、商品经济高度发展、大家银子随便花,这样一种很富裕的条件下,一个王朝衰亡了。历史上你看每一次南北对峙,南朝都比北朝富。但最后都是穷的、落后的把富裕的给灭了。

春秋战国,齐国、楚国是最富裕的,秦国当时是落后贫穷的。但最后秦国战胜六国。为什么?因为贫穷,最容易把国家军事化、军队化,最能够实现耕战合一、兵民合一,整个国家体系变成一个战斗体系。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,都是自由散漫的,很难实现耕战合一、兵民合一、集中整个国家的力量来从事一场战争。

贰 亡国

货币经济的新酒装不进小农经济这破瓶

刘刚:每当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,我们出现富裕苗头的时候,比如到了宋朝,《清明上河图》出来了,冬君写这段时写了一个王安石看到《清明上河图》会怎么看、苏东坡会怎么看。

苏东坡多半会投身风流之中,与民同乐。而王安石用重商主义的眼光来看,会忧心于内:“这种小商品经济,市民社会的品位,对于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没有任何价值,它只是在消耗。”重商主义最看重的是要货币、金银,然后是海权、综合国力。

我们看《清明上河图》里200多头动物,没有一匹马,倒有一些驴。宋朝诗人都是骑驴的,不像唐朝诗人骑马。没有马,何以取西夏?图上画了1600多人,就没有胡人!不见胡人,还谈什么对辽和西夏用兵?

《清明上河图》呈现出来的消费文化、城市经济,它的发展目标不是重商主义的。重商主义就像守财奴一样,双手紧紧握住货币,除了让手中的货币在流通中增值,绝不让它流失。

曾经,司马光跟王安石关于经济有一个辩论。司马光还是中国传统自然经济的眼光,重在分配。言及朝廷仁政问题,他说产量大致是个定数,朝廷多拿了,百姓就少了。朝廷要施仁政,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,就多分给老百姓一些。当时王安石就说这不对,“善理财者,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,用了增长的观点,认为财富是个变量,可以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和税收,只要扩大流通和生产,经济总量就会增长。通过经济增长,使国与民一体化,形成“国民经济”。如此,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已经突破了小农经济视野,而有了国民经济的观点。

所以自王安石变法,宋朝的钱是越来越多,到蔡京时,比王安石变法时钱多得更多。但是,中国王权的这一套处理不好货币经济的问题。

到南宋时,算一笔亡国的账,第一笔就算在王安石头上。实际上王安石搞重商主义、国民经济,变法的那套东西,用了很多货币经济手段,比如贷款给你,还是强制性、国家计划性、指令性的那种贷款,要贷给农民。这里面有一个更大的经济格局。

从某种意义上,王安石的眼光的确超越了司马光的那种小农经济,他看到了整个世界经济大格局一种未来的东西。但是货币经济在中国王权君主专制、中央集权这样一种体制下,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后果,这个是他估计不到、估计不足的。

叁 疆域

能说南宋局促一域?它的市舶司设在了越南、马六甲

刘刚:宋代铜钱遍天下,钱很多,后来宋钱有点像今天的美元,包括现在北非那一带的遗址都曾发掘出很多宋钱。但是不管有多少钱,不管货币怎么超发,它始终闹钱荒,钱发得越多,反而流通领域钱越不够用。所以很多人说搞货币经济、市场经济中国是起了个大早(实际它比西方还早),但赶了个晚集。一直到近代、现代,连市场经济的一些根本原则都始终没有确立起来。

实际上宋代有很多货币学的理论都是非常先进的,包括沈括论“钱荒八因”,关于怎么加速货币周转、流通,包括永嘉学派的叶适,他们都提出了很先进的货币理论。但即便这样,南宋也是在它最有钱的时候崩溃了。

南宋为什么这么有钱,比北宋还有钱?它的国土丢了2/3,人口丢了2/3,大半以上,但它在东南半壁江山站稳几年以后,最好时它的国民经济超过了北宋,主要就是通过海外贸易和搞货币经济这一块。

谈到宋代的出海,我看到当时一本书《渡海方沉》里谈到,宋的市舶司要设到哪儿去?要设在马六甲海峡,设到安南(越南)。你说它的海边在哪儿?市舶司就是海关。所以说南宋虽然在北方是完全退缩的,但不能说它是无所作为的,它就是下海,面向整个海洋。它的空间更开阔,更世界化。

纪彭:插一个话题,我们今天看香港,有人说香港已经边缘化了,是南部一个并不比深圳强多少的城市。可是如果看世界地图我们发现,香港放在那个位置,是东南亚往南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、西太平洋、印度洋的一个中心,你会觉得那个位置还是挺重要的。别看宋朝败到江南,甚至首都设在杭州,但从它国土的体量和它辐射的范围来看,远非置身一隅的小地方。

刘刚:这就是市场大于国家,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用1/3的人口、1/3的土地,还能财政收入和资源增长都比原来更大了,因为它的市场更大了。不像原来在那个国家里面,你就是那点土地、那点人口,再怎么弄也就那么大。但搞到最后,它这个险滩还是闯不过去,也是最后崩溃了。

到明朝也一样。明朝那时候中国号称是一个“白银世界”,世界各地的白银都流到中国来了。然后张居正搞“一条鞭”法,所有东西都折成银两。可就在银子越来越多时,出现了金融危机、经济危机,而且就在最高峰的时候,万历帝以后明朝开始衰落,最后又是农民起义,这个险滩它也是闯不过去的。

原因究竟在哪儿?就是货币跟王权之间的那种关系。

肆 货币

银币还是银两,这差的可不是一个字

刘刚:明朝为什么始终没有搞“金本位”或“银本位”?它大量使用银子却没有搞银本位制,它搞的是银两制——一锭银子,银两要用秤的。

纪彭:我给大家解释一下,所谓“银本位”就是不用银子,而用银币。

我的观点,铸币税这个事情是非常值钱的。比如我规定这个银币相当于一两银子,但是我可以往里面掺一点铜,还可以让它轻一点。我王权如果把铸币的这个权力拿到手里,我用80%的银子,掺点铜,然后铸出一两,那20%的银子折价,就变成我的铸币税了。我拿800两银子就可以换1000两银子的铸币出去,这些东西磨损后,还值一两银子。

这一进一出是欧洲王权能够立得起来的最重要的一个财政基础。就像路易十四或其他那些国王,他们利用这个无形之中得到了大量的财富。所以抓铸币税、抓铸币权成为欧洲君主非常重要的一件事,把诸侯的铸币权抹掉、我来独享这个利益。这应该是专制主义国家的逻辑,就是我要有更多的财政资源,而且无形中把税就收了,而不用“我要拿鞭子收税”,还不会激起老百姓的反抗。

这样的方式,在中国没有出现,我归结原因可能是技术和意识,刘刚老师认为根子还是出在皇权的意识里头。

刘刚:我们看《水浒传》动不动“拿出多少碎银子”,这个银两也好、碎银子也好,它不怕麻烦,切割,切割以后拿来称。所有这些手续,背后都必须归结到一个仲裁权,有一个决定者。这个决定者是什么呢?

银两本身不是一个信用本体、价值本体,它需要一个外在权力来赋予它某种信用在上面,来对它进行仲裁,然后它才具有某种标准和价格,它要被一种外在的东西确定。

如果我们铸成一个货币,它就是一个标准,它流通它就是通用的,它在使用过程中是不需要谁来仲裁的。但银两在使用过程中还要看“成色如何”、要称称重,看重量、分量如何,等等。这些东西的背后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一种标准。货币的价值属性、价格属性还是通过权力赋予的。

这就使得中国的货币经济首先没有得到自由发展,它被王权、权力束缚住了,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权力支配经济的格局。这样一来商人只有一条路,就是“工商食官”,与权力结合。不然的话,他所有的货币都是不安全的。

在我们这个货币经济里,货币经济越发展,货币体系包括货币本身越没有安全感。但这个货币对社会的影响又依然那么大,这不是哪个王权能够完全可以解决得了的,所以我们提出“货币经济是险滩”。

伍 翻案

宋徽宗放到文明发展史上,应有更高评价

李冬君:我有一个发现。我们看《清明上河图》是没有城墙的,一片和平景象。有人说《清明上河图》体现出宋朝重在发展消费经济,不关注国防。国防建设投资很少,几乎不在这上面花钱。

南宋、北宋加起来300年,大概在12世纪末被元朝所灭。整个宋朝把钱投入到文化建设、经济发展上,包括航海等等,在艺术、收藏、文化这些领域投入很大。它的文艺复兴迹象也已经开始,非常巧合,从世界史的眼光来看,刚好13世纪末,欧洲的文艺复兴从佛罗伦萨开始。在佛罗伦萨,当时也是有银行家投入到艺术各个方面。前后历史是相接的。

日本特别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内藤湖南,研究中国史很到位。他研究中国经济史、中国文化史、中国史学史,尤其对宋朝的史学史很有研究。他认为宋朝以前的中国史学史还是属于史里有那种怪力乱神的东西,比如刘邦“斩赤蛇”这些还有,但到了司马光做《资治通鉴》,就是一个编年史,把这些东西都剔除了。所以他认为在史学史上也是人文主义的一次复兴。

所以内藤湖南认为中国近代性是从宋代开始。他的观点对欧洲史学界的影响比较大,一些汉学家认为文艺复兴应该是从中国宋朝开始,管宋朝叫“新世界的开始”、“文艺复兴的开始”。当然我们国内的史学界对此都不表态。

我跟刘刚老师两个人合作这本书,刘刚老师讲兵和财多一些。而文化、艺术包括一些政治文化、思想方面,我倾向得比较多一些。所以写《中国近代的财与兵》这本书时,宋代的近代化问题那一章是我比较擅长的,包括研究宋的艺术、给宋徽宗翻案,写着写着我会很激动。

宋徽宗确实是艺术气质很强的一个皇帝,他没有说怎么加强中央集权、怎么把钱用到皇家上,而是把钱用在艺术收藏、发展民生(他对民生也很注重,比如他修路),对于收藏艺术他不惜血本。他主持编著他收藏的之前朝代的中国画谱、书谱、还有金石图录,我把这叫中国四大艺术名著,都是在他当皇帝期间,由他来完成的。他也许治国不是很厉害,但我认为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说他是有贡献的,应该给他更高一些的评价。

评价一个王朝、一个国家,包括评价一个人,标准不一定非是国家强大,对人类文明史有贡献,也是一个历史的标准。黑格尔正是从这个角度认为“中国没有历史”。比如我们讲古希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,是它创造了民主制度,包括哲学、几何学等等的发明创造。

那么中国从制度层面上,确实对人类文明没有什么贡献,不像现在新儒家讲的“儒学是完整的一套治理制度”,我认为从制度层面上这个说法不成立。但是如果从人类物质文明史,包括丝绸、瓷器、茶叶,中国的确是起到很大作用的,所以西方人提出“丝绸之路”。

整理/本报 吴菲

供图/丁丁   据史书记载,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信用机构是南北朝的“质库”(类似典当业),到了唐朝中叶出现了“柜坊”等,凭证有相互约定的实物,即具体的一样东西,较多的则使用“凭贴”、“书贴”、“文券”、“券契”等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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